摘自《尼采与哲学》P340

在辩证法的历史中,斯蒂纳。占有一个位置, 一个最终的位置。 斯蒂纳是一个大胆的辩证法家,他试图调和辩证法与智者的技艺。 他能够重新发现“哪一个? ” 这一问题的途径。 他知道如何将此间题 变成同时反对黑格尔、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本质 问题。 “‘人是什么? ’ 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因而转化为一个个人性问题:‘谁是人? ’ 用‘什么’提问,是在搜索概念以实现它:用‘谁’则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答案同时就在提问者个人的手中。”【斯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449】换言之,提出“谁”这样的问题便足以引出辩证法的真实结果:致命的跳跃(saltus mortalis)。 费尔巴哈预言了人对上帝的取代。 然而,我(主体”我”)不再是人或人类,我不再是人的本质,也不再是上帝或上帝的本质。人与上帝互换了位置;而否定的劳作一旦释放出来,便对我们说:这仍然不是你。 “我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人,既不是至上的本质也不是我自己的本质,因此基本上无论我认为本质在我之中还是之外,都是一回事”(斯蒂纳,第36页),”因为人只代表另 一 个至上的存在,所发生的仅仅是在至上的存在之中的 一 种变形,而对人的恐惧只是对上帝的恐惧的另一种形式” (第220页)。——尼采会说:那最丑陋的人,因无法忍受被怜悯而杀害上帝之后, 仍然暴露在人的怜悯之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部分,“最丑陋者 ” )。
辩证法思辩的原动力是矛盾及其解决。但其实践的原动力则是异化与对异化的压制,即异化与重新占有。在此辩证法展示了其真实本质:一种跟谁都要诡辩的技艺,一种其性质受到质疑而其所有者不断变化的技艺,一种怨恨的技艺。然而,斯蒂纳的巨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题目本身便道破了辩证法的真相。他认为黑格尔的自由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决不反对自由,但我希望你不仅仅有自由,你不应只摆脱你所不想要的,你应拥有你所想要的,你不应仅是一个自由人,还应该是一个所有者。”但谁被占有或被重新占有?什么是重新占有的权威?难道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绝对知识不是另一种异化,一种精神性的、更精致的异化吗?而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以及他的纯粹或绝对的人性批判,对费尔巴哈的人类、作为种类的人,对他的本质以及感性存在,难道不能作同样的断言吗?我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斯蒂纳能够轻易地表明这一观念,即意识、良心或种类与传统神学是同样的异化。相对的重新占有也仍然是绝对的异化。与神学相比较人类学将“我”(客体“我”)当作人的性质。但只要我最终成为一个所有者,辩证法就不可能终止。即使这意味着以虚无作为终结。——在重新占有的权威从长度、宽度和深度上缩小的同时,重新占有的行为也改变了意义,只能通过一个越来越狭窄的基础来实现。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种和解;辩证法迅速地与宗教、教会、国家以及所有曾支持过它的力量和解了。我们知道那著名的黑格尔式转化意味着什么;它们从不忘记虔诚地保守。超验在普遍临在之中超越。在费尔巴哈那儿”重新占有”的意义改变了,更强调的不是和解,而是恢复,超验性质的人性恢复。然而,除了作为“绝对的、神圣的存在”的人之外,没有什么被保存下来。但在斯蒂纳处,这种保留,这最终的异化消失了,在自我中,不但国家与宗教,而且人的本质被否认了。这一自我不与任何东西和解,因为它毁灭一切,为了自己的“权力”、“交易”、“乐趣”。因此,克服异化便意味着纯粹的、冷酷的毁灭,意味着一种使它重新占有的一切都不能持续的再占有:“不是自我即一切,而是自我毁灭一切”(斯蒂纳,第216页)。
毁灭一切的自我就是虚无的自我:“只有自我解体的自我,从不存在的自我才是真正的我”(斯蒂纳,第216页)。“我是我的力量之主人,当我知道我是唯一时,我就是如此了。在唯一者中,主人恢复到它所制造的虚无,恢复到它所由生的源头。所有在我之上的存在,无论是上帝还是人,在我的唯一性意识面前,都变得衰弱无力,并在这意识之光的照耀下黯然失色。如果我将我的事件建立在我自己这个唯一者之上,那么我的关注便落在其短暂的、必死的、自我消耗的制造者之上,而我会说:我将我的事件建立在虚无之上”(斯蒂纳,第449页)。斯蒂纳书中的焦点有三层: 对其先辈不充足的重新占有的深入分析;对辩证法及自我理论之间本质关系的发现,只有这自我才是一个重新占有的权威;对辩证法连同自我,在自我中的后果的深刻远见。 从总体而言是历史,个别而言是黑格尔主义将其后果,同时也将其最完全的解体建立在胜利的虚无主义之上。辩证法喜爱历史,控制历史,但它自身也有一个历史,它不得不去承受,并且无法控制。历史连同辩证法的意义不是理性、自由或作为种类的人的实现,而是虚无主义,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斯蒂纳是揭示出虚无主义就是辩证法的真相的辩证法家。 对他而言,提出“哪一个”这个问题便已足够了。唯一的自我将除自身之外的一切都变作虚无,而这一虚无恰是它自己的虚无,是自我本身的虚无。斯蒂纳这个辩证法家不会用其他术语,而只能用性质异化和重新占有等来思考——但过于强求了,以致看不到这一思想的去向;它导向虚无的自我,导向虚无主义。——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问题的最重要意义之一:对于马克思,关键在于终止这一致命的滑落趋势。他接受斯蒂纳的发现,认为辩证法是自我的理论。他在这一点上赞成斯蒂纳:费尔巴哈的人类仍然是异化。但反过来,斯蒂纳的自我是一种抽象,一种对布尔乔亚式的自我主义的投射。马克思阐述了他那著名的受条件制约的自我的理论:种类与个体,作种类的人与个别的人,社会秩序与自我主义在受到社会和历史关系制约的自我身上得到调和。但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什么是种类?哪一个是个体?辩证法在达到虚无主义的结论之前找到平衡点从而停下来了吗?还是仅仅找到了一个最后的化身彝社会主义的化身?实际上,要阻止辩证法与历史在共同的斜坡上互相拉扯着滑落是困难的。马克思除了为到达终点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阶段作了标记之外,还做了什么?。